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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年紀了,為什么我還在搶2塊錢的紅包!

2017-04-13 09:04  |  來源:永州網站建設  |  查看:  [  字號:  ]

不管是微信紅包還是支付寶紅包還是湊熱鬧的百度紅包,想問大家有沒有考慮過一個問題:你明明都知道每個人能搶到的金額很小甚至沒有甚至用代金券忽悠你,但為什么大家都在搶?

 

更殘酷的是:你以為阿里和騰訊花了幾十億發紅包,但你會把領到的小面額取出來嗎?倒是再過不久,大家會幾百億地通過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消費出去。

 

而對于億科互聯信息網絡的商戶來說,由于已經開通微信支付,也同樣擁有派發紅包的功能,派發的紅包,能否也被瘋搶,將營銷效果最大化?

 

為此,我們特地來分析下紅包這個有趣的新媒體社會化營銷現象。

 

論為什么支付寶紅包很坑爹,拆屋效應

魯迅先生曾于1927年在《無聲的中國》一文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說在這里開一個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天窗了。”這種先提出很大的要求,接著提出較小較少的要求,在心理學上被稱為“拆屋效應”。

支付寶理論上的第一次開啟搶紅包,從全民吐槽的情況看,認為它正在“拆屋頂”,且看微博:

支付寶隨即提出“開天窗”解決方案,表示一個曾經穩住雙十一交易額的公司上午沒扛住紅包數據請求——所以上午這純粹是虛晃一槍。

這樣一來,你是不是又有所期待了?而你產生期待的原理稍后再敘。

那么你實際又搶到了點啥?你覺得多么?呵呵……

 

論為什么你還是搶了第一次紅包,得寸進尺效應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弗里得曼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他讓助手去訪問一些家庭主婦,請求被訪問者答應將一個小招牌掛在窗戶上,她們答應了。過了半個月,實驗者再次登門,要求將一個大招牌放在庭院內,這個牌子不僅大,而且很不美觀。同時,實驗者也向以前沒有放過小招牌的家庭主婦提出同樣的要求。結果前者有55%的人同意,而后者只有不到17%的人同意,前者比后者高3倍。后來人們把這種心理現象叫作“得寸進尺效應”。

阿里也好,騰訊也罷,如果上來就告訴你紅包里很多都是“代金券”,你還想不想去搶?兩家的最終目的,都是通過了這些均攤到每個網民身上的“蠅頭小利”,換取了大量移動支付的用戶習慣。于是他們都采用了“得寸進尺效應”兩步走。先用“幾十億”紅包的概念誘導用戶,犄角旮旯處提示贊助商信息;等實際開搶時候,他們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如果后續兩家的電子紅包繼續“得寸進尺”,那么還會牽涉到“貝勃規律”的心理學知識,簡單說就是第一次負面刺激能緩解第二次的負面刺激。

 

論阿里“讓”很多人搶不到紅包,阿倫森效應

人們最喜歡那些對自己的喜歡、獎勵、贊揚不斷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歡那些顯得不斷減少的人或物。

雖然紅包打開的內容比較坑爹,但沒有比連搶都沒搶到更坑爹。而正因為你的第一次收獲為0,支付寶通過一則通知你搶到紅包的幾率——于是如果你哪怕搶到了代金券,也比還是什么都搶不到的人有成就感吧?

當然,“稀缺效應”在其中發揮了更基礎的作用,只要是電子紅包現在都得“搶”,那么它無形中就抬高了哪怕面額很小的紅包的價值。

 

下面我們來談談紅包,搭便車效應

是指在利益群體內,某個成員為了本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作的努力,集團內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益,但其成本則由這個人個人承擔,這就是搭便車效應。

紅包,這個面額曾經整百正千整萬的“新年吉利”,概念上正在被解構。微信紅包額度上限是可憐巴巴200元,而一般大家在群里哄搶到更多是面值在0.01-1.00之間的“蠅頭小利”。那為什么大家都在搶?

電子紅包已經具有了集體屬性。以往紅包的“成本”不僅是錢,還是收到紅包者和發紅包者間的熟人關系,這種隱形成本其實非常高昂,那么它也對應了相對龐大的面值;現在的微信紅包,主要成本是發紅包者承擔的(而且很低),而一旦發布到朋友圈或組群內,所有人都有機會得益,這時候你就有了“搭便車”的心態和搭到便車的“幸運感”。

 

論微信紅包面額真的小嗎?,非零和效應

“零和效應”之意是:實力相當的雙方在談判時做出大體相等的讓步,方可取得結果,亦即每一方所得與所失的代數和大致為零,談判便可成功。然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越來越走向“非零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雙贏。

如果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頂梁柱年齡,那你應該能深刻體會到,中國傳統基于“禮尚往來”的新年紅包已經畸形地成為了一個零和游戲。如果你年齡還小,你可能誤以為你永遠都是受益者,但你的父母一直在“還”你收到的紅包以維護熟人社群。

但微信紅包,是雙贏的。因此它會更好激發大家搶紅包的欲望。

發紅包者和收紅包者都各推了一步:前者不用再付出巨大的面額,幾十元都能贏得他人的好感;后者不用再背負必須“還”紅包的壓力,但同時又獲得了收紅包的快感。從這個角度看,微信紅包的面額并不“小”。

 

論阿里和騰訊究竟在干嘛,鳥籠效應、霍步森效應

人最難擺脫的是無謂的煩惱。1907年,近代杰出的心理學家詹姆斯從哈佛大學退休。同時退休的還有他的好友、物理學家卡爾森。一天,倆人打賭。 詹姆斯說:老伙計,我一定會讓你不久就養上一只鳥。

卡爾森笑著搖頭:我不信!因為我從來就沒想過養一只鳥。沒過幾天,恰逢卡爾森生日,詹姆斯送上了禮物——一只精致的鳥籠??柹{了:我只當它是一件漂亮的工藝品。 從此以后,只要客人到訪,看見書桌旁那只空蕩蕩的鳥籠,他們幾乎都會無一例外地問:教授,你養的鳥什么時候死了? 卡爾森只好一次次向客人解釋:我從來就沒有養過鳥。

然而,這種回答每每換來的卻是客人困惑甚至有些不信任的目光。

最后,出于無奈,卡爾森教授只好買了一只鳥,詹姆斯的“鳥籠效應”奏效了。

而紅包,就是給你的鳥籠。你即將飼養的,就是一只叫“移動支付習慣”的鳥。

1631年,英國劍橋商人霍布森販馬時,把馬匹放出來供顧客挑選,但附加一個條件即只許挑選最靠近門邊的那匹馬。顯然,加上這個條件實際上就等于不讓挑選。對這種沒有選擇余地的所謂“選擇”,后人譏諷為“霍布森選擇效應”。

 

以移動支付為基礎的電子紅包,是近階段新媒體社會化營銷模式一大浪潮。而阿里和騰訊都希望在這一領域獲得絕對優勢,只要能擊垮對方,未來將可能是數十倍于現在的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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